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赖镇桃报道
英国脱欧十年，第七任首相走马上任。
据新华社报道，7月20日，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从白金汉宫回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站在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全程脱稿、简短到只有5分钟的发言，透露着坦率和对未来的抱负。据新华社消息，英国十年内换七相，创下近200年以来最频繁的首相更迭纪录，伯纳姆间接回应“这是一个反思和重新下决心的时刻”，他承诺执政后将带来“过去40年里最大的变革”，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推出完整的“英国十年计划”。
斯塔默因英国前驻美大使牵涉爱泼斯坦事件黯然离职，伯纳姆清楚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烂摊子”——民众因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公共服务落后积怨已久，经济增长乏力、区域发展失衡，财政空间捉襟见肘，跨大西洋关系、对欧盟关系都进退失据。
对此，伯纳姆开出来的“药方”是曼彻斯特主义，因为他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使一个老工业区一跃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第二大都市区。但问题在于，伯纳姆能将曼彻斯特的“经济奇迹”复制到整个英国吗？
生于北方，成于北方
据新华社报道，伯纳姆踏入唐宁街10号发布的第一道指令，就是终结英国露宿街头的现象。
作为工党里中左派的代表，社区性、贴近蓝领，是伯纳姆的重要标签。他也经常强调自己的蓝领出身。1970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利物浦郊区，父亲是电信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电话接线员。
伯纳姆大学就读于剑桥大学英语系，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当时他还觉得有点不真实，在自己的书《向北方》（Head North）里描述道，自己努力想融入大学生活，但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
大学期间，他读莎士比亚、写诗，喜欢足球和乐队。毕业之后，他进入了新闻行业，给物流行业的《罐箱世界》和《集装箱管理》杂志撰稿。不久后，朋友建议伯纳姆去申请议员助理的工作，由此他踏上了从政的道路。他的晋升也很快，几年间就从议员助理、地方议员，做到了布莱尔和戈登·布朗两届政府的部长。2010年和2015年，他两次竞选工党领袖，但两次都以落败告终。最后只能离开待了十几年的威斯敏斯特，回到北方。
2017年，他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人生拐点仿佛也在这时出现。从上世纪末开始，老工业区曼彻斯特几乎成了衰退的代名词，伯纳姆来到这里后，大力推动公共和私人投资，重建公共交通网络和解决公共住房问题，留住年轻人才。
曼彻斯特的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3年间，大曼彻斯特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速达3.1%，是英国整体经济增速约两倍。预计2024年至2026年间就业增长率为每年1.8%，高于1.3%的全国平均水平。
几年前，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伯纳姆因为不满英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疫情管控政策，公开炮轰这些政策“损害蓝领工人利益”，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一下子声名鹊起，获得了“北方之王”的称号。
在近日履新工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前，伯纳姆一直在曼彻斯特担任市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工党会从地方推出伯纳姆，主要基于几方面的考量，一是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工党出现巨大失利，斯塔默整体偏向中间派，导致中下层、工人阶级的选民认为工党不能代表自身利益，选票反而流向偏右翼民粹的改革党，伯纳姆的立场则是中间偏左，可以更好争取这部分选民；二是工党内部目前也出现明显的派系竞争，更需要能调和各派观点和立场的人，伯纳姆正好是合适人选。
王朔提及一位英国朋友最近给自己转发了一则笑话：“一位科尔宾主义者，一位斯塔默主义者，还有一位布莱尔主义者，走进了一家酒吧，结果服务员打招呼道‘安迪，你来了’。言外之意是伯纳姆是三人主张的混合。”
执政路线如何演变
在曼彻斯特声名鹊起的伯纳姆，入主唐宁街10号后，似乎也计划推广这套“曼彻斯特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主张，就在于权力下放和基础设施国有化。生于北方、长期在北方从政的伯纳姆，感受到英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重心都在伦敦及其周边，东南部成为了英国最繁荣的地区，大伦敦以外70%的人口都感受不到增长的繁荣。
据新华社报道，伯纳姆认为，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权力日益集中、经济权力过度私有化，导致许多地区经历去工业化并长期陷入衰退。他表示，新政府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下放至全国各地。
“伯纳姆执政风格可能会更偏左翼，他对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我个人观点看，是抓住了今天英国的病根。”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东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导致英国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后来的去工业化。苏联解体后，英国金融业吃到了一波苏联解体的红利，大量的“灰钱”流向伦敦，带来了英国经济的短暂辉煌。2010年左右开始，红利基本吃尽，私有化、去工业化的弊端逐渐显现，铁路等公共服务价格高昂，去工业化导致经济日益服务业化。伯纳姆是否有魄力扭转局面，通过重新国有化等措施来改变，虽有待观察，但政策偏左，应该是确定的。
伯纳姆就职演讲时，誓言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
但在王朔看来，其大概率还是会延续斯塔默的政策路线，调整的空间不大。在内政上，伯纳姆声称要扩大公共支出，考虑对富人加税，但必然会受到财政纪律派的牵制，而且加税无疑会抑制企业投资信心，政府难以真正做出这一决定。
在对外关系上，伯纳姆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时曾大赞中国高铁，还在今年4月主动约见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畅谈绿色发展与电动公交合作，对华态度较为友好。但王朔预计，其就任首相后，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对华合作与竞争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务实推动对华合作，稳定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也会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以及平衡英美关系的筹码。如果英国经济增长压力上升，则不排除寻求对华关系进一步改善，对华合作的意愿将有所上升。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在伯纳姆正式入主首相官邸当天，新一届内阁名单也出炉。新华社报道显示，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娜·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薇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此前斯塔默政府的多位核心成员被撤换。
伯纳姆有着“重塑”英国的雄心，执政将聚焦民生、再工业化与公共住房。有评论认为，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推行的模式，不仅能让经济更加公平，而且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纠正一些长期的市场失灵，如企业寻租、金融化和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
但这一套思路要推广至整个英国，恐怕困难重重。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伯纳姆任下的英国正面临四重压力：第一大挑战在财政，这已经是困扰几届政府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英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升至98%，英镑的地位远不及美元，难以支撑政府大量发债，国际资本对政府赤字又高度敏感，英国政府忌惮英镑被大规模做空，所以英国财政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选民要求的公共福利、基础设施投入还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公共投资，又需要巨额财政支出，伯纳姆政府要走好这块平衡木，非常难。
第二大难题在于社会撕裂。英国社会中外来移民的比例很高，由此反而催生了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导致不同阵营的分裂。
第三大挑战是政党分裂，两大党逐渐式微、改革党等小党崛起的同时，工党内部也出现裂痕，左派主张加强国家干预，扩大财政开支，另一派则坚持自由市场、坚守财政纪律，党内都难以形成共识。
第四大挑战在于外交。特朗普上任后，美英同盟关系走到分岔口，特朗普政府对英增加关税，强势要求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购买美国军火。欧盟方面，英国脱欧后，不仅丧失了欧元结算市场的地位和进入欧盟市场的入场券，还屡屡在贸易问题上遭受欧盟制裁。
在受访专家看来，英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已远非一位政客所能解开的“死结”。
丁东汉认为，英国经济一句话，就是成本太贵，导致经济没有竞争力。如果不能解决或只能部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换哪个党哪个首相，都差不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首相有担当，也需要利益集团、民众有共识，总体而言，今天英国的利益集团和民众还秉持着一种跟随美国的对外掠夺思维，不愿为国家长远发展做短期牺牲。
“时代变了，欧美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已经远去，这个趋势是谁都难以撼动的。”王朔直言，在2008年以前欧洲在全球经济的占比还能达到30%多，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降到10%，欧洲国家的衰退是渐进的。与之相对的，是全球南方、新兴市场的崛起，国际力量格局已然发生变化，英国等欧洲国家还想用原来的方式吃老本，或者依靠一两个政策解决问题，根本无济于事。
过去十年，英国走马灯般更换首相，丁一凡预计伯纳姆也难逃“短命首相”的宿命，“很多结构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曼彻斯特主义的纲领在执行中会受到诸多牵制，选民只能用不停换人的办法来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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